1986年，曾拍摄过一部名叫《密令截击》的电影，讲述的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活捉日军中将白川的传奇经历。而在此前的两本绘画风格略异的连环画《活捉白川》、《白川将军的覆灭》，讲述的也是这一战例。


然而，遍查在中国受到正惩罚的日军将领，姓白川的却只有1932年被朝鲜义士在上海刺杀的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难道，这是编造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1980年11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篇报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晚宴请日本友好人士、75岁的铃木川三郎和他的女儿金枝宽子。铃木川三郎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到过延安。廖承志代表叶剑英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原来，那位被八路军活捉的日本将官就是这位铃木川三郎，虽然他只是一名少将，但却是日本当时的天皇裕仁的外甥、现在的天皇明仁的表哥。
随着铃木所著的《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被刘国霖先生译为中文并在国内发表，我们终于知道：太行二分区司令部武工队大队长赵亨德就是“活捉北川中将”的英雄罗北岳的原型。而前段时间电视剧《虎啸太行》终于推出了，终于更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让英雄不再埋没在虚化的罗北岳背后！


一、赵亨德活捉日本天皇表弟的详细经过
赵亨德（1922~1947），山西平定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八路军太行独立支队副连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太行二分区司令部敌工干事、太行二分区侦察队副队长、太行二分区四十二团参谋长等职。1944年，太行区召开的群英大会上，荣获一等侦察英雄称号。1947年在解放平定城战役中壮烈牺牲。
1945年初，正当太行根据地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之际，美军决定派观察组来太行二分区进行视察。为了向全世界宣传八路军的抗战功绩，戳穿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分区党政军领导决定组织一个战利品展览会，但却缺少一样展品———日本活俘虏。不用说，“展品”自然由赵亨德准备。
赵亨德接到任务后积极布置并深入敌区以伺机行动，但一连奔波了几天几夜仍未见功效。
正在这时候，太原地下情报站刘仲庸(现名刘增玉)派地下女交通员曹春兰(阳泉分支支部书记)带回一份重要情报：后天凌晨，将有一列挂有两节专用车厢的火车开往北平，车上坐有日伪的高级官员，并带有重要机密文件……
分区司令部迅速调动分区武工队、当地基干队、游击队和平定县区干队及当地民兵等共约400余人，连夜开到芹泉至寿阳间的西庄村铁路两侧，伏兵于仓库村敌碉堡和龙化山据点之间，由赵亨德统一指挥，截击敌火车。
1945年1月17日凌晨，火车进入了伏击圈，早巳等候在铁路两侧的侦察员们，立刻行动起来，刹那间起掉道钉，并迅速地搬掉道轨。瞬间，列车脱轨。这时，赵亨德率领队伍向火车冲去，手榴弹、炸药包在火车上猛烈爆炸。接着在车厢内同日本鬼子展开了白刃战。赵亨德连毙数敌，在混战中，被鬼子砍中一刀，身负重伤，鲜血直流，仍顽强指挥战斗。在他的带领下，我军消灭了车上120多个日本鬼子，活捉了日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行政顾问、日本天皇裕仁的外甥———少将军团长铃木川三郎，连同他的儿子、女儿共5人。
铃木川三郎的被擒，使日本侵略者惊恐万状，他们随即调动大批部队，尾追截击，企图将铃木抢夺回去，挽回败局。但英勇机智的八路军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将铃木押解到二分区驻地。后因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又途经河北涉县，达太谷平川，进吕梁山，渡过黄河，历经重重险阻相其送往延安。
1月25日，太行军区就活捉日军铃木川三郎少将一事通令全区，嘉奖侦察英雄赵亨德，并给他记大功一次。

二、日本天皇的外甥成为反战人士
铃木川三郎被俘后得到了颇为优厚的待遇，毫发未损的他被送到了延安。在延安，他耳闻目睹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现实，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反战人士。他在1982年撰文追述这一段历史时，曾这样写道：“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非常出色，我认为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中共中央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另一方面是那些年轻的工作人员为了实现他们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不追求名誉地位和家庭幸福，埋头于自己所担负的政治工作……
敌军工作部的成员，大多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所以，他们会讲日语，了解日本人的性格，通晓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仰慕毛泽东的声望，向往中共地区的政治空气，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甚至广州，不远数万里跋山涉水而来的。
在太行地区，我首先接触到的敌工部长张先生、延安敌工部的赵先生、黄先生、李先生以及在我最后去太原之前照料我们的王先生，都是这样的人……因为是男女平等，所以也有女工作人员，我们也看到她们跟男子在一起，大大方方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世界上再没有比八路军和农民的团结更亲密的了……八路军的战士，差不多都是农民出身的青少年。他们过惯了粗茶淡饭和从事笨重劳动的生活，善于走山路。亲身体验过敌人蹂躏的痛苦，有骨肉遭杀害、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劫的仇恨，有保卫家乡，保卫民族的热情。因而，他们与农民之间，不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而是祖辈土地保卫者与哺养他们的父老乡亲的关系。所以，日军无论怎样炫耀自己的强大，一旦踏上八路军山中的舞台就完了，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甚至会全军覆没。”
铃木的这段回忆，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进行了谴责，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战后，铃木被遣返回日本。
1978年，铃木在八户的《每日东北》报上发表了题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延安》的11次连载文章，并把它的复印件通过中国大使馆送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表示敬意和悔罪之情。1980年10月下旬某一天，叶剑英通过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黄参赞给铃木家挂电话，说是北京的中日友好协会告知，想在下月下旬邀请铃木先生和他的大女儿去北京作客，看怎么样？铃木接电话后觉得有点突然，决定第二天给以答复。当晚，他与女儿金枝宽子商量好，第二天答复黄参赞：接受邀请，尽快办理去中国的有关手续。
几天后，铃木与女儿乘飞机来到北京。
在北京机场上，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带着翻译朱平平来接铃木先生。叶已是40来岁的女士，当年在延安，宽子常去找她玩，两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对宽子说：“我爸爸工作比较忙，身体也不太好，让我代表他来接你。”
4人乘车驶入市区。一路上，宽子还是用30多年前那种磕磕巴巴的中国话与叶女士交谈着。35多年后在北京相聚，他们百感交集。
次日，在翻译朱小姐的陪同下，铃木父女俩参观了北京八达岭的万里长城，游览了颐和园的美丽风光。随后，廖承志代表中日友好协会为铃木父女举行了丰盛的宴会。
在北京饭店住了两天后，第三天，翻译朱小姐陪同铃木父女俩从北京飞往太原。一个小时后，在太原机场受到太原中日友好协会朋友们的欢迎。
太原，是当年铃木侵华侵晋居留过的故地。当时他是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任日伪山西省教育厅顾问期间，删改编写教材，强迫中国学生学习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今天，他是以日本友人的身份故地重游，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市区参观中，他们发现，从前居住过的旧街道、旧房舍，很多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几天后，他们又乘中日友协预备的汽车出发，到寿阳车站附近，当年被俘的现场参观，并找到了当时在被俘时在车站工作的一个中国铁路工人。铃木触景生情回忆说，就在那次遭到八路军袭击的战斗中，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被炸死在火车上。然而，也就从这里开始，他和全家从此走向了新生。
1998年，已从抗日战争中的侵略者，变成了反战人士、日中和平友人的铃木铃木川三郎因病逝世。

三、赵亨德烈士难以安息
本文似乎可以结束，但我却在阳泉信息网上看到了一篇发表于2007年6月15日，作者阳泉军分区政治部刘计平的报道，其副标题为“石碑倒在乱石堆中，陈列外一片狼藉”：
平定县烈士纪念馆，原名赵亨德烈士纪念馆，是为纪念平定抗日杀敌英雄赵亨德而修建的。
　　赵亨德是平定县城人，16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先后任太行二分区敌工干事、侦察参谋、副团长兼参谋长等职，曾活捉日本天皇外甥铃木川三郎，经历大小战斗180余次。1944年，在太行军区群英会上荣获“一等侦察英雄”荣誉称号。1947年4月19日，为解放平定城，在庄窝村不幸牺牲，年仅26岁。
　　1985年，平定县委、县政府在赵亨德牺牲地修建陵园，并设立了纪念馆，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然而当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往瞻仰时，却发现竟是一番意想不到的情形：写有“赵亨德牺牲地”的石碑倒在残砖乱石堆中；陈列室铁将军把门，屋内屋外一片狼藉，到处堆放着建筑工具；赵亨德烈士塑像被煤尘覆盖，数米外的公路上，一辆辆重型煤车滚滚驶过；纪念馆周围垃圾成堆；修车铺、小商店近在咫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是青少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平定县烈士纪念馆毗邻太旧高速公路入口，附近又设立了煤焦检查站，大量载重煤车接踵而过，已经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环境要求。
　　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建军80周年、阳泉和平定解放60周年之际，希望有关部门把纪念馆迁址重建列入议事日程，借鉴阳泉市革命烈士纪念碑迁址重建的做法，合理规划，科学选址，还烈士一方净土。以此不断强化纪念馆传播革命传统的功能，在青少年国防教育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